社區公共性測量維度與社區治理績效

　　[摘要]社區公共性是社區作為共同體的內在屬性�；�于Q市12個社區的調研數據,運用因子分析與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社區公共性的測量維度及其對社區治理績效的影響。將社區公共性分為社區交往、社區意識、社區公共精神與社區參與四個維度,社區治理績效分為社區服務滿意度與社區管理滿意度兩個維度。結果顯示:個體層面,學歷、收入水平對社區治理績效影響顯著;社區層面,社區交往、社區意識、社區公共精神、社區參與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社區參與對社區治理績效影響最大,其他三個維度的影響效應從大到小依次是社區意識、社區交往、社區公共精神。

　　[關鍵詞]社區公共性;社區治理績效;社會資本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市開展社區建設運動已三十余年,當前我國社區治理進入深水區。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構建充滿活力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形成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對我國社區治理提出了嶄新要求。

　　盡管過去三十年特別是近十多年來有關社區治理的文獻汗牛充棟,但是總體上社區治理的理論研究還比較單薄,特別是缺乏一種整體性視野和理論思維對我國社區治理進行總體性審視。社區公共性的提出為我國社區治理研究的深化與困境的突破,找到了新的理論生長點。探究社區公共性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使社區重新回歸到“共同體”上,從經典源頭上探究社區的本質。為了進一步推進社區公共性的研究,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概念的泛化與一般性的闡釋上,有必要對社區公共性進行深入探討。

　　公共衛生論文：社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 “精控”之道

　　一、文獻回顧

　　1887年斐迪南·騰尼斯提出了社區這一概念,并在類型學意義上認為社區作為共同體區別于社會,強調共同體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①。一百多年來學界對社區概念的界定與理解仍未達成共識,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希萊里對94種有代表性的社區定義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有69種包含了地域、共同的紐帶和社會交往三個因素。我國也有學者指出,“無論現代關于社區的定義有多少,社區本質的東西不會變。社區的本質就是:“愛———這是屬于情感的東西;互助———社區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動;默認一致———社區成員的認同感和相互包容;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思維習慣、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親密無間”①。

　　本研究認為當前我國社區治理的難點與關鍵是解決“共同體困境”,社區公共性的本質是向“共同體”的復歸。(一)社區公共性內涵及維度研究在公共性研究的經典作家中,他們在各自的語境中提出了有關“公共性”的經典表達。滕尼斯、鮑曼側重“共同體”的公共性,迪爾凱姆、羅爾斯側重“公民道德”的公共性,阿倫特、哈貝馬斯則強調“公民參與”的公共性②;桑內特、帕特南強調“社群生活”的公共性,特別是帕特南把“公共性”同社會資本的相互促進關系清晰起來,明確了公共性的社會性質。

　　我國學者對公共性的界定中,李友梅、肖瑛、黃曉春(2012)的觀點具有代表性,提出公共性是“人們從私人領域中走出來,就公共性問題開展討論和行動,在公開討論和行動中實現自己從私人向公民的轉化的一種狀態。”③在社區公共性的研究方面,龐紹棠(2009)認為,社區“公共性的真諦在于多元主體性和主體間性及其實現。”④

　　黃平(2010)較早提出了社區公共性的概念界定,指出社區公共性是“認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為整體的社區所體現的整體屬性。”⑤近幾年來有關城市社區公共性的研究出現了持續增多的趨勢,徐選國(2016)認為社區公共性體現為“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并切身感受和認同到的公共文化。”⑥高紅(2014)提出將社區公共性維度區分為價值維度的公共精神與實體維度的社區參與⑦。黃銳(2015)提出社區公共性包括“社區關系網絡、社區認同與社區道德”⑧。

　　李蔚(2015)則認為社區公共性包含價值層面的公共精神與實踐層面的社會交往(即社區認同與社區參與)兩個維度⑨。李懷、張華(2018)進一步將社區公共性劃分為三個維度:一是社區公共利益為目標的價值維度,二是多元主體交往協商的實體維度,三是社區社會資本的資產維度◈10。谷玉良(2018)認為社區公共性體現在社區公共道德、社區互助及公共參與方面◈11。上述學者對社區公共性內涵界定與維度的劃分,盡管有差異,但也有共性,總體上涵蓋了社區交往、互動、參與等行動要素以及在行動中形成的社會資本要素和社區公共精神、認同、道德等價值要素。

　　(二)社區公共性與社區治理績效關系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公眾主觀測量指標即公眾滿意度,越來越成為西方社會治理績效評估指標的偏好◈12。在社區治理績效研究方面,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把社區管理與社區服務的功能作為對社區治理績效的評價標準:敬乂嘉、劉春榮(2007)認為基層治理的有效性體現在政治與管理兩個方面:政治上提供公共秩序;管理上有效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務◈13。

　　陳捷、盧春龍(2009)認為社區治理績效主要表現為社區居民對居委會治理有效性的評判◈14。孫小逸、黃榮貴(2012)采用居委會實現其預期功能包括社區服務與社區管理的程度作為社區治理績效①。在社區治理績效指標設計方面,麻寶斌、董曉倩(2010)衡量社區治理績效的標準采用的是居民對社區公共服務的滿意度②。徐林等(2017)“以社區能否滿足居民需求和社區的資源動員能力兩項指標來測度社區治理的績效”③。龔翔榮、陳天祥(2018)則從主客觀兩個角度設計社區治理績效指標體系④。

　　陳捷、盧春龍(2011)認為由于“社區治理的特殊性,居民對社區治理效果的主觀評價是所能獲得的最優的量化指標。”⑤在借鑒上述有關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居民對社區管理與社區服務的滿意度視為社區治理績效。在有關社區公共性與社區治理績效的研究中,關信平(2002)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公共性,導致了居民參與及必要的公共資源缺乏這三者的惡性循環,從而嚴重阻礙了社區建設⑥。鄭杭生、黃家亮(2012)認為,社區認同和社區參與嚴重不足的“共同體困境”,是當前我國社區治理面臨的兩大困境之一,并使得社區建設成為政府的“獨角戲”,影響了多元主體合作的社區復合治理目標達成⑦。

　　高紅(2014)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社區公共性的不足會導致社區合作治理有效性不足⑧。胡曉芳(2017)認為社區公共性危機導致社區治理面臨著社區關系松散、公共空間萎縮、居民公共精神匱乏、社區參與低等共同體困境⑨。徐宏宇(2017)認為由于社區公共性不足,使得社區合作治理無法真正實現◈10�？梢�,社區公共性缺失是造成我國社區治理困境的深層原因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本文認為社區社會資本是社區公共性的資產維度,社區公共性體現了社區社會資本中的積極方面,即社區公共性更多地與開放性社會關系網絡、普遍性信任的連接性社會資本聯系在一起。

　　在社區社會資本對社區治理績效的研究中,陳捷、盧春龍(2009)發現共通性社會資本對社區治理績效產生顯著的積極作用◈11,陳雷(2010)認為,現代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績效存在顯著正向影響◈12,鄧念國(2013)通過對20個社區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社區認知性社會資本有助于促進社區治理績效提高◈13。通過文獻回顧我們發現,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社區公共性研究視角的重要性,社區公共性在社區治理中的基礎性社會支撐作用獲得了學界的共識。但學界對于社區公共性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抽象理論層次上,缺乏更清晰的理論框架、明晰的衡量維度與操作化的測量指標,亟需社區公共性的中層理論建構◈14。同時,目前學術界有關社區公共性對社區治理績效影響的研究主要是規范性分析,缺乏實證性論證。本文嘗試構建社區公共性的測量維度與測量指標,并根據在Q市進行的相關調查數據,分析研究社區公共性與社區治理績效之間的相關性。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一)理論基礎———社會資本理論

　　布迪厄、科爾曼與帕特南被公認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最重要代表性人物,特別是帕特南對社會資本的界定及其有關社會資本與制度績效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認可,并因為其將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緊密關聯,推動“社會資本理論成為西方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理論體系。”①在帕特南有關社會資本的經典界定中,他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而提高社會效率。”

　�、谠谂撂啬峡磥�,社會資本是克服集體困境的有效途徑,公民生活與制度績效是決定性的正相關關系。同時,帕氏還就社會資本與社區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系統闡述。帕氏認為:首先,社會資本通過社會規范和網絡促使了合作制度機制的產生;其次,社會資本通過信任和頻繁的互動降低了日常交往成本;再次,社會資本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網絡與互動拓寬了居民對社區的認知;最后,社會資本通過健康而有益的鄰里關系增進了居民身心健康和幸福感③。

　　集體合作、鄰里交往、社區認同等都是社區公共性的體現。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中感慨美國公民不再喜好結社、不再愿意在閑暇時間與鄰居交往、不再一起從事集體行動的社會現實,正是美國社區公共生活逐漸衰落的表現,這種“獨自打保齡”的現象在他看來,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流失�？梢�,社區公共性與社區社會資本是高度統一的。當然,社會資本并不總是具有積極的效應,粘合性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capital)有助于加強特定的互惠原則和成員間的團結,但會使人們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連接性社會資本(bridgingsocialcapital)則能夠更好地連接外部的資產,并產生出更加廣泛的互惠規則。

　　相比而言,后者的積極作用更大④。根據社會資本理論,社區治理制度的有效運作需要一種內在精神的支撐。社區公共性是社區作為共同體的價值歸依,反映了社區社會資本的存量,其作為社區的非正式制度是社區治理的社會與文化基礎。根據帕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以及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本文認為社區公共性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結合學術界有關社區、公共性、社區公共性以及社區治理績效等研究,嘗試構建社區公共性的測量維度與測量指標,并探究其與社區治理績效的關系。本研究認為社區作為地域生活共同體,社區公共性是社區作為共同體的內在屬性。

　　理想的社區共同體是聚居在社區中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密切的交往與互動,形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并對所在社區產生認同與歸屬感等依戀情感。在涉及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區公共事務上,由于居民有普遍的信任關系,遵守共同的價值規范,居民社區參與的積極性高。社區公共性的意涵就是社區居民的社區感,即為維護社區公共利益而自覺參與社區公共活動的公共精神與行為。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社區公共性包括四個基本維度:社區交往、社區意識、社區公共精神與社區參與。這四個方面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

　　其中,社區交往是社區作為一種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前提與必不可少的基礎,沒有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關系,社區只是一個純粹的地域性概念,社區公共性的其他維度也就無從產生;社區意識反映的是社區居民與所在社區的情感性聯系,是社區的靈魂與粘合劑;社區公共精神是社區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民品質,反映了社區居民的價值取向;社區參與是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實際作為,是社區公共性的核心。參考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將社區居民對社區管理與社區服務的滿意度作為評價社區治理績效的指標。

　　本研究認為:(1)社區交往水平越高,居民的社會聯系越密切,越容易提高社區治理績效;(2)居民的社區意識越強,社區居民的社區歸屬感與凝聚力越強,社區治理績效就越高;(3)社區公共精神越強,居民維護公共利益的意識越強,社區治理績效越高;(4)社區參與程度越高,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越高,社區治理績效越高。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界定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7年5月至7月進行的“城市社區社會資本”問卷調查。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抽樣方法,首先根據Q市各區經濟發展狀況、社區類型特點與人口結構,選取三個發展水平不同的行政區;第二階段,按照立意抽樣法,依據不同的小區類型抽取12個社區;第三階段,根據社區居委會提供的小區名單進行隨機抽樣,一是在居民集中活動的場所進行調查;二是在居民下班或周末休息時段進行調查。本調查共發放問卷1345份,回收有效問卷1280份,有效率95.16%。另外,為提高數據質量,在問卷調查的初始準備階段進行了資料分析前的邏輯檢查與試調查,采用較為合理的抽樣方案,后期資料分析階段保持客觀中立性,以期得到更加穩健的結論。

　　(二)變量界定

　　1.因變量:社區治理績效

　　我們通過17個題項來測量社區治理績效:Q1衛生環境、景觀綠化、噪音污染控制;Q2車輛管理及停車;Q3治安與秩序;Q4流動人口、群租管理;Q5社團活動開展;Q6事務公開化情況;Q7干部素質;Q8基礎設施;Q9便民利民服務;Q10老年人服務;Q11青少年服務;Q12文化活動宣傳與活動開展;Q13醫療衛生服務;Q14宣傳欄更新率;Q15社區干部對社區居民需求的回應性;Q16社區工作者服務態度和服務質量;Q17總體上看,社區為民辦事方面;答案從“很不滿意”到“非常滿意”分別賦值為1-5分。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兩個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7.129%。運用最大方差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正交旋轉,得到“社區服務滿意度”和“社區管理滿意度”因子,并依據方差貢獻率合并為“社區治理績效”因子①。

　　2.自變量

　　第一,社區交往。為了測量居民社區鄰里交往的程度,我們設計了4個依次遞進的題項:Q1與鄰居見面經常打招呼;Q2與鄰居經常相互交換意見;Q3與鄰居經常相互登門拜訪;Q4與鄰居經�；�幫互助;答案從“從不”到“經常”分別賦值為1-5分。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區交往”因子(KMO值為0.789,Bartlett球型檢驗P<0.05,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8.693%)。

　　第二,社區意識。我們設計了9個題項測量社區意識:Q1小區中大多數是好人而且是友善的;Q2小區中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Q3小區居民關系總體感覺是和睦的;Q4小區是我家,人人都愛她;Q5很喜歡自己的小區;Q6小區成員都應該關心小區發生的事情;Q7有問題影響小區居民,大家都應該一起解決;Q8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公益活動;Q9每個人都應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答案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別賦值為1-5分。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區認同”與“社區凝聚力”因子,合成為社區意識因子(KMO值為0.877,Bartlett球型檢驗P<0.05,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2.464%)。

　　第三,社區公共精神。我們通過11個題項來測量社區公共精神:Q1帶寵物出門,自己主動處理寵物大便;Q2開車到小區走親訪友,不會亂停車;Q3當看到有人在小區亂貼小廣告,有損小區形象時,會積極干預;Q4小區樓道里有亂堆現象,會主動清理;Q5能幫助他人感到很快樂;Q6幫助有困難的人是我們每個公民的責任;Q7幫助別人,從長遠看也是幫助自己;Q8每個人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都可以幫助他人;Q9愿意力所能及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Q10只關心和參與跟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Q11即便社區一些公共事務與自己有關,也不想參加,因為總會有人出面;答案從“完全不認同”到“完全認同”分別賦值為1-5分,其中Q10、Q11進行反向賦分。主成分分析得到“普遍互惠”“利他主義”與“公民意識”三個因子,合成為社區公共精神因子(KMO值為0.855,Bartlett球型檢驗P<0.05,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3.843%)。

　　四、回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將社區治理績效作為因變量,社區交往、社區意識、社區公共精神、社區參與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之前,對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與自相關問題進行檢驗,各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1.7,表明模型中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Durbin-Watson檢驗值為1.746,表明殘差序列相互獨立,不存在自相關的問題。模型1考察個體層面的因素對社區治理績效的影響,模型2-6考察社區層面的因素對社區治理績效的影響,模型6為全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同時加入4個變量,通過標準化回歸系數比較四個變量對社區治理績效的影響程度。模型6擬合度較好,調整后判定系數(AdjustedR2)為0.185。

　　五、研究結論

　　第一、社區交往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社區的社會屬性要求居住在一定地域內的居民之間,必須通過交往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這是社區形成的前提基礎①。在孫立平教授看來,“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是作為一種社會生活共同體的社區必不可少的基礎”②,否則社區就成了純粹的地域性概念。鄰里互動不僅能夠形成居民之間的互惠關系網絡,還有助于增強居民之間的緊密感、情感支持與社區意識③。

　　美國建筑與規劃專家道格拉斯·凱爾博指出,“鄰里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缺少了鄰里的城市無論多么美麗,都將是缺乏凝聚力和不適宜居住的城市”④。社區鄰里網絡具有的“平等性、同質性、小規模、頻繁性”特點⑤,促進了社區居民有關個人信息的傳播,使每個人對他人行為有一定的可預測性。居民的社會交往對于構建社會資本非常重要,而且是基礎性的。社區社會資本的存量越豐富,社區治理績效就越高,已被諸多實證研究所證實。因此,社區居民的鄰里交往越頻繁、交往程度越深,社區的交往網絡就越密集,社區社會資本水平就越高,社區治理績效越高。

　　第二、社區意識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社區作為共同體,其核心是承載情感的。社區意識是社區作為共同體的應有之義。社區意識是“一種社區成員所擁有的歸屬感,一種成員彼此相關及其對團體都很重要的情感,以及成員通過彼此的承諾而使需求得到滿足的共同信念。”⑥社區居民社區意識越強,心理上就越會產生對社區的依戀和歸屬,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積極性越高,社區治理績效就越高。居民對社區的情感認同程度會影響其社區參與的意愿和行動,已被多名學者所證實⑦。因此,提高社區意識,提升社區居民對其居住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與社區凝聚,對于促進社區治理的韌性、提高社區治理績效,促進社區內生性生長及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社區公共精神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社區公共精神反映的是在個體處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個人與他人關系中的態度。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能夠正確處理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追求的是托克維爾所說的‘恰當理解的自我利益’,即在更廣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⑧目前社區居民之間的很多矛盾沖突以及社區治理問題,如小區亂停車、亂貼小廣告、亂堆垃圾等,都是源于很多居民僅僅考慮自身利益,無視或不顧他人與公共利益所致。

　　如果社區居民都能夠遵守“普遍互惠”規范,就會有利于社區公共問題的解決。另外,在涉及公共事務的問題上,出于搭便車心理,人們總希望別人出頭露面自己坐享其成,因而導致社區居民公共參與不積極;而公民意識的增強使得個體在社區公共事務上采取積極的態度,遏制投機與機會主義行為,有利于形成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治管理的良性互動關系,促進社區治理績效提高。

　　第四、社區參與對社區治理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并在四個維度中影響程度最高。社區參與是具有平等主體地位的社區居民自愿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活動中,通過對話、協商方式來達成某種共識的過程。在現代性條件下,“參與”是公共性的核心要義⑨。從更寬泛的角度來講,甚至“公共性”就理解為“參與”①。在社區公共性的四個維度中,社區參與是其核心要義,居民對公共利益維護的意愿與精神,歸根到底要落實到社區參與的具體行動中才有實質性意義。

　　在海曼建構的“公民參與、議程構建、社區組織、社區行動、溝通與信息發展”等五位一體的社區建設結構框架(Communitybuildingprocessframework)中,他認為社區公民參與本身不是一種社會資本,但卻是社會資本產生的前提條件,社區建設的首要目標之一是投資于鼓勵更多社區互動、參與和交流的戰略,從而使得社區福利隨著公民參與人數的增加而增加②。社區居民在居委會的引導下就居民關心的公共事務問題進行公開對話、協商討論,使居民的關注點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促進居民在關涉社區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務問題上達成共識,有利于集體行動的達成,更好地提升社區治理績效。

　　而居民通過參與社區社團組織,加強了社區居民之間的橫向關系,有利于增強居民之間的相互信任與互惠規范的產生,促進社區社會資本的發育�？梢�,提高居民公共參與度有助于提高居民對社區管理和服務的滿意度,提升社區治理績效。以上研究證實了社區公共性與社區治理績效的正相關性,也即社區公共性的增強有助于社區治理績效的提高。事實上,社區公共性既是實現社區多元合作治理的基礎性社會支撐,也是克服社區共同體困境、回歸社區本質的價值依歸。

　　但是應該看到,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造成了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膜,導致社區鄰里交往減少、社區意識淡薄、社區公共精神缺失及社區參與積極性不高,影響了社區治理績效。盡管隨著政府對社區治理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社區公共性逐漸增強,但是由于其社會性與基礎性的地位,其成長與建構不可能一蹴而就。為此,一方面基層政府要“透過社區協商治理機制的建立,讓居民參與地方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過程,重構政府在社區治理的正當性基礎”③。另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由專業社會組織引導居民開展自下而上的社區營造,鼓勵居民參與本社區的公共事務,重塑新的共同體和社區精神,讓社區內生的力量逐漸成長并壯大起來,成為社區治理強有力的支撐。

　　作者：高紅,孫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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